為便于司法操作，解決嚴重制約司法機關查處洗錢犯罪的棘手問題，《洗錢犯罪解釋》對“明知”的具體認定采用了“概括+列舉”的表述方式，不僅在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了洗錢犯罪中“明知”的一般認定原則，還在第一條第二款列舉了“明知”可以推定成立的七種具體情形。上海刑事辯護律師就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的內容。

　　若將以上列舉的情形與《關于企業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關于審理破壞國家森林旅游資源刑事案件具體實際應用相關法律制度若干重大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所細化規定的情形需要進行分析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它們之間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區別，均屬于推定“明知”成立的客觀經濟基礎教育事實，只是一些其他公司司法解釋將所列舉的基礎事實歸入“可視為我們應當知道”的范疇，而《洗錢罪的解釋》卻沒有冠以相同的“標簽”。

　　值得一提的是，對“洗錢”第一條第二款第(二)項至第(五)項的解釋，可歸納如下:。事實上，對于四個基本事實: 犯罪人協助以非法手段轉換或轉移財產，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購買財產，協助轉換或轉移財產以收取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的“手續費”，協助他人將大量現金存入多個銀行賬戶或經常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轉移等，一般而言，根據經驗法則，可以推定存在對事實的主觀認識。

　　《洗錢罪解釋》之所以將上述四種典型的洗錢形式界定為“無正當理由”，主要是出于科學、嚴謹、審慎的考慮，避免因絕對化表述而招致關于非正義與無罪、客觀歸責或有罪推定的批評。這是對洗錢解釋適用客觀推定原則的條件的雙重限制，以前的司法解釋沒有規定。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見，在司法解釋的范式上，《洗錢罪的解釋》沿襲了《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等司法解釋的立法技術，將認定關于洗錢犯罪中的“明知”問題定義為“可反駁的客觀推定”。

　　在一方面，《洗錢罪的解釋》在總結各類洗錢犯罪案例的基礎上，將司法實踐中反映普遍和成熟的客觀事實情況予以列舉，作為推定的基礎事實，以便消除司法機關在認定該問題時的顧慮；在另一方面，推定必須是可辯解的，否則就會違背合法性的最低標準。

　　因此，《洗錢犯罪解釋》在法律條款中增加了“有證據證明自己確實不知道的除外”的規定，允許被告人反駁，有效防止了客觀推定的絕對化。如果行為人有證據證明自己確實不知道，則推定其“知道”的結論不成立。

　　在刑法領域， "知道 "的程度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 "確定性知識 "論:認為法律意義只能表述為行為人的確定性的知識，而不能表述為不確定性的知識； "可能性認識 "論:主張不一定要確切地、確定地知道對象的屬性，只要存在這種認識的可能性。

　　第三， "確定性+可能性認知 "理論:認為 "知道 "包含確切知道和可能知道的意思，可以避免可能性理論中容易出現的對行為人的刻畫依賴于偶然巧合的不合理現象。筆者認為， "確定性+可能性知識論 "有機地吸收了前兩種理論的合理性，并含有折衷論的成分，將確定性知識和可能性人都納入了 "知道 "的范疇，因此它應該是我們判斷 "知道 "程度的標準。

　　我國有學者認為，掩飾、出售贓物犯罪中的“明知”包括明知一定是贓物和明知可能是贓物。掩飾、出售贓物犯罪中的故意可以是明確的故意，也可以是不確定的故意。為了將掩飾、出售贓物犯罪限定為直接故意，不能將 "明知 "限定為明知必須是贓物，這不符合刑法總則關于故意犯罪的規定，也不利于打擊掩飾、出售贓物犯罪。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認為，事實上，“明知”并不等于明知，確定性和可能性都應納入“明知”的范疇，這也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長期以來堅持的一貫立場。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嫖宿幼女罪主觀上需要明知的要件的解釋》(2001年)中規定:“行為人明知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之發生性關系的，適用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