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類型只有行為方式上的不同，一般不影響本罪的認定。那么對于相關情況你了解多少呢？接下來和上海受賄罪律師一起看看吧。

　　但是如果該國家工作人員明知特定人員收受了請托人財物，那么在前一種情況中，由于國家工作人員直接行使了一定的職權行為，主觀上認識到了權錢交易的對價關系，因而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人員共同受賄罪認定處理;而在后一種情況中，由于該國家工作人員本身沒有作出任何職務行為，依照刑法關于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很難對其以受賄罪進行處理，因而只能對特定人員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進行處理。

　　當然，如果該國家工作人員對特定人員利用其職權或地位影響，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權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實主觀上明知，事后又收受財物或共同占有該財物的。

　　由于其主觀上具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雖然沒有直接實施斡旋行為，但容認了特定人員利用自己職權或地位便利實施的斡旋行為，進而收受賄賂或共同占有賄賂財物，其行為本質上反映出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與普通斡旋受賄犯罪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因而對此可認定二者之間存在共謀并按照共同受賄罪進行處罰。

　　離任國度事情職員或許其近親屬以及其余與其瓜葛親近的人，應用其離職前權柄、位置構成的方便前提，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而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這一種行為模式與前述第二種行為模式的客觀表現相同，區別之處在于利用的是離職前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關于不正當好處如何界定，最高國民法院、最高國民檢察院在《對于在辦理行賄犯法大要案的同時要莊重查處嚴重賄賂犯法份子的關照》中曾作過明確劃定，為一段時代內涵法律實踐中精確認定“不正當好處”以襲擊賄賂犯法供應了法令根據。

　　然則，因為社會后臺的緣故原由，該關照所劃定的“不正當好處”的局限相對于較窄，跟著社會經濟的進展，已不克不及周全反應無關畛域的實踐情形，有些謀取與該關照劃定的好處本色溝通、異樣擁有不正當性的好處的行為不克不及失掉精確的認定與處置，實踐中對此反應較為猛烈。

　　為順應懲治行賄犯法的主觀需求，2008年11月20日最高國民法院、最高國民檢察院《對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此進行了重新界定，其第9條規定：“在行賄犯罪中，‘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

　　即在原通知認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屬于不正當利益之外，增加規定謀取違反規章、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的亦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同時該意見還特別增加規定，在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商業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給予相關人員財物以謀取競爭優勢的，屬于“謀取不正當利益”。雖然這一解釋針對的是行賄犯罪，但從刑法體系的內部協調性的角度出發，作為刑法中的同類表述，其內涵與外延應當盡量一致，因此，同樣也可以作為界定本罪中“不正當利益”的依據。

　　這個問題的講解暫時到這里，總的來說于請托時沒有約定收受財物，在利用職權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之后，索取或收受請托人的報酬的，參照刑法理論中關于事后受財行為同樣構成受賄罪的通說觀點，也應當認為成立本罪。我們正在建設法治社會，法律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識大有裨益，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要比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更有價值，更為重要。如果您還有更多疑問，歡迎聯系我們的上海受賄罪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