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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司、 C公司雖然均與 A公司、 B公司等單位有業務往來，但這些單位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位。那么 B公司及 C公司的行為在客觀方面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違法行為”或“犯意”？這就需要從上述三個案例看出。首先，在本案中，雖然本案中行為人與 A公司和 C公司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位，但是都是在原國家財政部下屬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和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利益的人員。

　　從以上三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出：職務犯罪的客觀方面與職務犯罪不同，其主觀方面則是由故意所決定，因此在認定主觀方面時需要結合行為人自身的行為來進行判定。其次，行為人自身的行為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義務主體而具有自由裁量權，但是職務犯罪還是具有一定比例的人身危險性。因此在判斷職務犯罪是否屬于“嚴重”之主觀方面時需要注意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犯意。

　　如果行為人是利用職務之便獲取非法利益，其行為雖然不是違法行為，但行為本身具有一定特征卻不構成犯罪；相反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有違反法律規定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并獲得利益是其一種犯意表達和行動表現時才是構成職務犯罪之主觀方面之要素。

　　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嚴重”的客觀方面。行為人所實施的職務犯罪行為不存在“一般”或“違法”這兩個問題，只存在有無“特殊”、“嚴重”之分。

　　在判斷行為人行為是否屬于“一般”或“違法”時，應當綜合考慮所實施的職務行為是否具有“特殊”或“違法”情節。具體來講就是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否具有“特殊”或“違法”情節。具體而言，就是行為人是否具有以下幾個特殊情節:

　　(1)行為人是否利用職務便利。是否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款或者非法占為己有或者數額較大

　　(2)行為人是利用職務之便還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所挪用公款

　　(3)行為人有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款和擅自處置國有資產

　　(4)行為人侵占行為是否屬于非法占有公款

　　(5)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的數額是否超過了法定的數額

　　(6)是否超出部分所占比例超過了30%

　　(7)行為人挪用公款是否有明顯超出其職權的現象等。

　　當然，對于上述幾點還要結合行為人實施具體的職務犯罪行為所體現出來的主觀因素予以綜合判斷。其中主要指兩個方面：一是行為人是出于公心還是為了謀取私利；二是從“特殊”或者“違法”方面進行考量。如果行為人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或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具有公心或者為了謀取私利而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與公義相比，不存在明顯高于其職權行為所構成職務犯罪行為的客觀方面問題！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單位犯罪人對本單位所犯的罪行以及對該單位發生的違法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員，在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幅度內，決定是否追繳、責令退賠違法所得及沒收財產。

　　同時，單位犯罪人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見，對于單位犯罪人自首或者立功的認定標準十分嚴格?！缎谭ā返谝话倭龡l第二款規定：“單位免除處罰的行為應當經本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并經上級主管機關批準，對單位免予處罰?！庇纱丝梢?，單位免除處罰或從輕處罰對于其自首和立功都有可能產生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

　　實踐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一，由于單位不是本單位員工，且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管理，因此就可能出現對單位免除處罰或從輕處罰情形難以認定，或者即使認定為單位免除處罰也很難達到本罪免予處罰條件等問題；其二，既然單位免除處罰和從輕處置具有諸多共同點，為何不能考慮單位犯罪后是否依法得到單位領導集體批準？故而導致本罪不能免除處罰或減輕處罰情況較為普遍。

　　根據《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職務犯罪的定罪標準包括犯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故意。那么在實踐中，如果職務犯罪情節嚴重，在定罪時，是如何判斷行為的客觀方面是否屬于“嚴重”？

　　需要考慮以下因素：一是行為人是否具有“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這兩個判斷標準或者說是否具有“犯罪情節嚴重”這兩個判斷標準。二是行為人行為是否屬于“嚴重”的客觀方面是否屬于“嚴重”的主觀因素等，在《刑法》的立法目的中明確了這兩個方面的判斷標準:

　　(1)犯罪情節嚴重

　　(2)犯罪情節惡劣（包括犯罪中的主犯）。

　　因此在本案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犯罪情節如何嚴重，如果行為人以其職權進行侵占或挪用公款的行為構成犯罪了，那么就必須對其采取相應的刑事強制措施。

　　另外根據《刑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犯罪后自動投案”也符合該罪的立法目的之一：如果犯罪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認定為自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犯罪前行為人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一種坦白行為，同時也是犯罪從輕處罰的一個表現。

　　挪用公款的認定標準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而其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但超過三個月未還；第二，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而其實際用于挪用公款的時間不足一年；第三，挪用公款數額巨大，而其實際用于挪用公款的數額超過三個月未還；第四，挪用公款數額特別巨大、尚未歸還或將超過三個月未還。

　　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痹摌藴逝c貪污和受賄犯罪中關于數額和情節的規定相類似，但是對于個人挪用公款能否超過三個月未還進行了界定。

　　筆者認為:

　　(1)挪用資金數額較大

　　(2)挪用公款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

　　(3)挪用公款數額在20萬元以上后超過三個月未還就構成挪用公款罪。

　　當然，這里除了數額較大以外，還應考慮到行為人行為時的職務級別和職務能力。對于一些級別相對較低且能力有限的國家工作人員來說更為適用這種標準。因此具體認定時也應注意判斷此種挪用公款行為是否違反了法律規定和公務人員應有之職責要求。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其本質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現其非法利益目標。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并在其中謀取私利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行為人與其管理服務對象的親屬、朋友、下屬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的，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職權資源通過自己不正當的手段使自己獲得利益。

　　在與國家工作人員簽訂承包經營合同的過程中，行為人可能利用自己管理或經營著本單位下屬企業的職權和關系等資源獲取利益，這種情況下構成利用職權違法受賄罪（受賄罪);如果行為人與其管理服務對象之間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但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就不構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罪（職務侵占罪）。第二種情況是行為人在行使權力過程中獲取利益以外的其他私利行為的。

　　例如：通過非法占有或者其他方式取得國家或集體公共財物后挪用或者侵吞行為可能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財產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這種情況下能否認定為利用職權和利用地位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關系導致受賄罪與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私利罪（受賄罪）本質上存在著本質區別。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了“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關于“情節嚴重”的界定，理論界和實務界有著不同的觀點。

　　從犯罪構成來看，該定義主要是考慮到行為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危害性，進而導致刑事責任的輕重。而從量刑來看，此罪名量刑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的，應當從重處罰?！庇纱丝梢姡俗锏牧啃膛c其在實際的刑罰效果中具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實踐中存在著認定量刑的標準不統一的現象。例如：如何認定不同“情節嚴重”的行為？例如：與貪污“數額較大”、“多次貪污、挪用公款數額較大/多次”一樣，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多次貪污公款數額較大/多次并不構成“情節嚴重”認定的前提條件；如果有受賄行為且數額巨大/多次受賄就構成“情節嚴重”認定的基礎；等等。筆者認為，認定“情節嚴重”應當同時考慮上述行為和情節兩個方面的因素才能做出綜合判斷。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受賄罪的數額幅度以“數額較大”為限。但是要想實現定罪量刑“數額較大”的目的，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受賄罪具有數額較大的情節。受賄罪在刑罰處罰上具有與貪污罪類似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需要特別考慮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關于受賄罪的規定為“數額較大”設定了一個明確的標準；

　　第二，受賄罪情節惡劣。受賄罪情節惡劣可以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間接故意是指受賄人出于謀取不正當利益而采用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手段獲取利益的行為，在數額方面需要特別考慮；

　　第三種積極追求受賄人死亡或者健康目的而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

　　賄賂人死亡或者健康目的既可以是為了實現其追求利益的目的，也可以是為了實現其他故意目的。因此，受賄罪“數額較大”要求受賄人死亡或者健康目的實現后再受賄。而間接故意是指受賄罪具有間接故意且數額巨大或者多次受賄等行為。顯然，不能將不同行為分別以法定最高刑標準予以處罰。

　　玩忽職守罪是指在日常工作中玩忽職守，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玩忽職守罪是一個概括性的罪名，它所指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該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必須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公共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而玩忽職守罪所指的行為包括：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包括法定的、約定的);不正確履行職責導致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包括死亡或健康嚴重損害）。

　　玩忽職守罪與濫用職權罪之間的區別在于：本罪行為人不負有監管職責而只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本罪行為人所負有監管職責通常是管理機關本身所負有的職責范圍或者監管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本罪行為實施后一般沒有達到其行為侵害了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時才可能發生本條第一款所規定目的的程度或者使其危害不處于本罪主觀狀態所規定的程度，從而以玩忽職守罪論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貪污數額較大、多次貪污、挪用公款數額較大、向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行賄數額較大、多次行賄、受賄數額巨大、嚴重損害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利益；利用職權實施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情節嚴重的行為。犯罪情節嚴重？那么如何進行處置呢？

　　玩忽職守罪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即對自己負有監管職責而玩忽職守；第二種情形即負有監管職責而玩忽職守。一般來說，前者具有很大普遍性（一般是與自身的特定身份有關),后者則具有極強普遍性（即與個體身份有關);既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單位工作人員。

　　一般只涉及個人身份而非單位身份以及非公職人員身份之間的關系。第二種情形在我國刑法中尚未對其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這里主要以《刑法》條文進行分析說明.我國刑法對玩忽職守罪采用“數額+情節”的處罰方式劃分量刑標準。具體量刑標準見下文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中發生的各類經濟犯罪日益增多，其中職務犯罪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具體表現為經濟領域中的貪污賄賂犯罪和經濟領域中的挪用資金犯罪以及其他職務犯罪。對貪污賄賂犯罪主體分類有何意義？與普通刑事犯罪相比，在經濟領域犯罪主體較為特殊，同時具有受賄罪和挪用資金罪兩個罪名，而在其他職務犯罪中又存在貪污罪和挪用資金罪兩個罪名或一種以上的罪名。

　　1、在主觀方面，職務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行為人在利用職務便利實施貪污賄賂等犯罪行為時，必須有基于自己的主觀故意；

　　行為人實施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等行為時，主觀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則不構成貪污賄賂犯罪。此外，職務犯罪行為人還必須具有責任意識。所謂責任意識是指職務犯罪行為人對自己所犯罪行所應負的責任（包括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認識，即行為人認識到自己在從事國家工作時已明知可能觸犯犯罪而而為其行為負責。

　　例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采取侵吞、竊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等行為（包括貪污賄賂犯罪）時，如果不具有這種意識，則不構成犯罪（但是由于貪污賄賂犯罪本身涉及一定數額巨大，為實現貪污賄賂犯罪量刑的定罪，則必須對行為人采取相應措施予以阻止）。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犯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受賄罪、挪用資金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私分國有資產罪等侵犯國有財產犯罪，除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無期徒刑以外，應當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罪只規定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上；除此之外涉嫌其他犯罪者雖然具有上述行為但由于沒有主客觀一致等原因都不能構成犯罪（包括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2、在客觀方面，職務犯罪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行為；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犯罪的行為必須符合一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即客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目的，即必須具備侵吞集體財物或者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或者挪用集體財物等犯罪行為的主觀故意。但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僅限于利用職務本身取得的財物，并且是在職務行為以外進行的，不構成該罪。

　　挪用資金罪雖具有挪用資金犯罪所要求的客觀上必須實施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或者挪用公款等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通過合法渠道將其非法占有的公共財物轉移到個人手中或其與他人共同占有公共財物等行為則不構成該罪；而通過合法途徑挪用資金時，也必須滿足以上幾個客觀方面之一才能構成該罪。

　　在主觀方面有無重大過失將直接影響犯罪數額認定是否準確。因此在認定職務犯罪數額時應充分考慮行為人在職務上是否具有一定的職權或權力，從而確定其具有刑法意義上重大過失行為。